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的殷切期望。近几年,山东牢记嘱托,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带动业态布局不断优化、人居环境深刻重塑、群众收入显著增加、乡风乡貌持续向好。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初夏时节,位于临沂市沂水县院东头镇的四门洞村草木葱茏、一派生机,青石墙、红瓦房高低错落,石板路古色古香,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据介绍,四门洞村因村脚下的溶洞有东西南北4个入口而得名。村子地势崎岖,早年间村民靠卖山货谋生,收入来源单一。随着溶洞的发展成为国家5A级景区——萤火虫水洞旅游区,四门洞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人居环境逐步改善。该村立足沂蒙山乡特色,修复古街巷、民居,盘活闲置宅基地,发展31套民宿、5家农家乐,带动23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凭着‘村在景区中’的优势,村里日接待游客达2000多人,仅靠民宿、农家乐两项,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30多万元。”四门洞村党支部书记徐养民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依托生态、农业、红色文化等丰厚资源,山东实施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开发田园采摘、休闲垂钓等系列旅游产品,建设一批乡村旅游特色村、农事体验基地、农业创意园区,与此同时,将地域文化挖掘、基础设施提质、个性化管理服务等纳入融合发展实践,让新时代乡村“土”有特色、“精”有品位。
一村一品、一村一韵。院东头镇西墙峪村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堡垒村,至今仍保留有一批红色遗址、遗迹。该村充分挖掘红色资源、整理红色文物,建成西墙峪红色记忆馆,自去年10月开馆以来,累计接待研学游客3万余人次。在发展红色游的同时,西墙峪村还依托秀美山水、田园农业等推出生态旅游线路,走出了“红绿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2022年,该村实现村集体收入3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万元。
片区带动,释放集聚效能
济宁市泗水县龙湾湖示范区是首批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之一,涉及2个镇街、12个行政村,辐射约1.2万人。5年前,该区域内尚有1/3的村集体年收入仅几千元。2018年起,龙湾湖片区盘活夹山头、东仲都等村闲置宅院117套,引进阅湖尚儒研学基地、等闲谷艺术粮仓等文旅项目,落地了研学拓展、文化创意、生态农业、医养康养等一批新业态,拉动区域内6个村连片成势。2022年,该区域内村子平均集体收入达35.9万元。
近年来,乡村振兴“山东实践”的发力点,越来越由单点突破向多村“抱团”的片区化模式转变。有关专家表示,片区化发展更利于统筹打造特色,从全局着眼、从微观入手,能有效避免乡村发展中的同质化现象,而通过连片规划、连片共建、连片发展,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产业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据介绍,今年,山东将进一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建设沿黄河、沿大运河、沿齐长城、沿黄渤海、沿胶济铁路线“四廊一线”文化体验廊道及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展示带等“十大展示带”。另外,日前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2023—2025年)》提出,将在沿海、沿河、近湖、靠山、环景区与传统古村落,建成4条乡村度假长廊,发挥泰山、沂蒙山核心景区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两大休闲康养游憩带,引导乡村旅游连点串线扩面发展,推动资源整合、业态聚合,加快塑造乡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模式创新,开拓共富新路
以推动农业变强、农村变美、农民变富为重要支点,山东还积极探索数字赋能、人才支撑、社会力量撬动、党组织联建共建等乡村振兴模式,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探寻了共同富裕路径,改变了村民精神风貌。
龙湾湖片区在短短几年间实现蝶变,就在于探索出了“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创业者、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各类人才返乡创业,与村集体“合伙”开发产业项目,该片区构建了村民就业有薪金、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合作有分红、参与经营有现金的新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已招募各类合伙人256人、合作项目112个。“创客”吴茂林告诉记者,他自2020年入驻阅湖尚儒研学基地,目前致力于乡村红色文化的挖掘阐发,之所以大学一毕业就“扎”进乡村,正因为看中了乡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而在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泗水站,一批学生以文创设计、直播助农等方式助力乡村景观改造、农产品展销,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春力量。
济宁市邹城市大束镇围绕三产融合发展,挖掘乡村多元价值,依托“邹城蘑菇”品牌,深耕食用菌产业链,统筹推进蘑菇种植、健康文旅、生态农旅等优势产业,形成了企业、村民、村集体等多方受益的利益共同体。该镇大洪沟村近年采取村集体资产入股、群众资产租赁、社会资本引入、专业团队运营模式,盘活村内70套闲置宅院和周边460亩低效土地,打造了大师创作工坊、浮生小酒馆等网红地标,村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3900万元。
此外,山东还深挖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庄户剧团已达上万家,基层演出从年均不到2万场增至12万余场,通过推动文化“常下乡”“常在乡”及美德、信用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乡村文明程度日益提高,基层善治之路越走越宽。